要真正理解现代二人转艺术的形式及其功能，就要了解二人转的传统和源头，因为只有解释了事物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事物。艺术理论家哈里森关于艺术起源于仪式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她说：“对于像艺术这样错综复杂、源远流长的事情，除非我们能够对其最初发生时候的情形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其功能获得透彻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它的所然和所以然。或者，即使艺术的源头已经湮灭不影，我们至少也应该对先于艺术的相对简单的形式有所了解。我们发现，对于艺术而言，其早期阶段，其相对简单的形式，就是仪式，仪式就是艺术的胚胎和初始形态”（简·艾伦·哈里森：《古代仪式与艺术》，刘宗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3页）。按照这一思想观点来研究二人转，就要追溯二人转与原始仪式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改变我们研究的思路：我们不再将两者做简单的比较，而是在文化发展的联系中追溯二人转的仪式原型。因为，文化是一个发展的连续性链条，或者是一条向前流动不息的大河，文化的后一个链条是靠与前一个链条相衔接而向前发展的；文化大河的后一段流程是靠前一段流程的推动而向前奔腾不息的。以“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而著称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经深刻指出：“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泰勒认为文化的这种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是不可动摇的规律：“我们那些研究无机自然科学各部门中的现代研究家们，在他们的专门领域以内及其以外，都比其他人更加坚决地承认自然的统一性，它的规律的不可动摇性和原因及结果的明确的一贯性。由于这种因果的联系，每一事实都依赖于先前已有的事物，又影响到尔后想必要发生的事物”（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泰勒认为探讨“文化现象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就是“关于文化的科学”（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文化现象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规律告诉我们，像二人转这种民间艺术，肯定是从它先前的文化形式而来的；而先前的文化形式又依赖于它更先前的文化形式；二人转肯定是更先前文化形式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这种演化发展是由文化现象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构成的，中间有一个漫长的来龙去脉的演化发展阶段，因而，我们探讨二人转的源头，采取一种与文化演化进程相反的逆向追溯的方法，就可能是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东北文化上下阶段的联系中，以下溯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追溯，一个一个环节地探讨，找到过渡发展阶段每一环节和每一阶段的内在联系，沿波讨源，不断向前追溯的结果就一直追溯到了东北远古红山文化。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一直探索到二人转的仪式性源头，梳理出一种东北民间艺术发展大河的历史脉络；我们就看到了二人转由东北原始仪式逐步演化而来的轨迹。东北原始仪式是二人转的源头，二人转是东北原始仪式演化到今天的形态。并且，在这种文化链条或文化大河的逆向追溯中，用后来每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不断重复的基本模式，我们又可能恢复或重构早已湮灭了的原始仪式的原型形态。
      在东北文化的大河中，我们溯流而上，最终探源到了东北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参照大约同时期及后期的红山和内蒙古岩画，可以推断红山文化的女神遗址曾经是东北先民进行女神祭祀仪式的地方。祭祀女神的方式就是“二神转”。所谓“二神转”就是两个祭司其实就是两个萨满装扮女神和她的配偶模拟神圣的结合。这种“二神转”是女神文明和女神宗教的一种“范型”。女神文明和女神宗教最典型的形式就是祭祀女神圣婚仪式的“二神转”。“二神转”舞蹈造型一方面是根据红山岩画和内蒙古岩画考古实物造型的总结，另一方面是根据跨文化比较，对弗雷泽《金枝》等具有世界普遍性仪式舞蹈造型的归纳；而萨满的装扮和表演则是根据了红山出土的“出神”玉人特别是红山和内蒙古岩画的萨满形象“二神转”造型的推断。内蒙古岩画有大量的“二神转”造型刻画，它的明显的萨满（比如鹰）形象和交媾舞的造型，说明了它的巫术性质；但它是不同于一般巫术(戏剧表演)的另一种萨满仪式，然而无论这种岩画的萨满仪式与戏剧的巫术仪式有何不同，但毕竟还是以“二神转”造型的方式来表现的。内蒙古岩画是另一种考古实物，它的形象性、直观性和具体性与丰富性，是比文字记载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因而，用岩画中的“二神转”来重构红山文化女神圣婚仪式的“二神转”舞蹈仪式，就可能是合乎实际的。
      从红山文化和内蒙古岩画中的“二神转”，往下发展就是贯穿东北祭祀形式和民间舞蹈始终的“二人转”造型。由红山文化到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中间的巫术祭祀形态，虽然较少看到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但是，从它先前红山文化“二神转”造型以及后来的“二人转”造型来推测，这中间无疑也存在一个“二神转”造型的阶段。 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丰富多彩，但有一个统一的造型方式“二人转”。这个“二人转”造型就是从东北萨满仪式中遗传下来的。有些遗留下来的舞蹈比如黑熊搏斗舞等其造型不是一男一女的二人转，而是两个男人或多人搏斗的舞蹈，但这是二人转原型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变形的结果。
       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逐步演变为东北大秧歌，到了清代，综合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东北大秧歌。东北大秧歌在庙会巡游中，逐渐从娱神向娱人转换；随着海禁解除商贸的兴起，东北大秧歌在“赛会”中则完成了娱乐形式的转化。东北大秧歌的上、下装构成的“一副架”就是从以前萨满仪式的“二神转”转换过来的。大秧歌的“一副架”造型形式就是二人转。
      二人转是东北大秧歌上、下装“一副架”的单独演出，二人转是从东北大秧歌脱胎出来的艺术形式。由于东北大秧歌是脱胎于东北民族民间舞蹈“二人转”的，而东北民族民间舞蹈又是脱胎于东北古代萨满仪式的，而东北古代萨满仪式又是脱胎于红山文化的圣婚仪式的，而红山文化的圣婚仪式是由萨满主持扮演的“二神转”，因而，当我们说二人转脱胎于东北大秧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一个意义，二人转是脱胎于红山文化萨满主持扮演的“二神转”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联系，我们认为，当代二人转的造型其实是东北远古女神文明和女神宗教“二神转”范型（原型）的一个变形。
       以上的探源性追溯，主要是依据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这里更多的是以叶舒宪先生的“四重证据法”即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的证明为范例。把二人转放到东北文化的语境中去，力求恢复它的原来面貌。这是因为东北文化没有现成的东北文化史可依循。东北文化由于被文字记载的过晚，因而很多文化现象特别是远古文化现象都被遗忘和被遮蔽了。幸好，有了红山文化考古重大新发现，有了内蒙古岩画重大新发现，在这些考古实物的证明下才使世人对东北文化有了新认识。尽管如此，东北文化从古到今的演进过程大部分还都是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因而我们的恢复就带有很大重构的成分。这种重构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呢？康德曾经说过：“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想，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还说：“凡属叙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时所无法加以尝试的东西，我们都很可以通过臆测它那——就其是大自然的产物而言——最初的起源”（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页）。这种臆想和臆测是在已经发现的材料为基础的上，参考“作为远因的前奏”和“作为影响的后果”的推测，而不是凭空臆想。如果按照文化人类学的原型追溯方法来看，那就是完全合理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就是要把握到一种原型模式。以研究史前文化而著称于世的艾斯勒说：“史前史就像一个毁坏或丢失了大部分部件的巨大的拼版玩具。完全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但是，精确地恢复史前史的原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我们缺少许多部件，而在于流行的范例使这种恢复工作很难确切解释我们已有的部件，而且很难设想同这些部件相符合的实际模式”（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页）。过去二人转研究的局限在于，只就二人转研究二人转，没有把二人转与东北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也就没有看到二人转是东北文化的一个原型，自然也就不能看到今天的二人转与远古萨满“二神转”舞蹈仪式的渊源关系。文化人类学的二人转研究，就是要把以往“流行的范例”忽略了的二人转与东北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在这个文化传统中找到二人转的原型模式及其演化轨迹。